镇压暴力革命后，各派妥协造就法国民主！

实现宪政，依靠妥协而不是革命

1．民主宪政从勉强的妥协开始。

革命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宪政，反而带来了长达86年政治体制的混乱。在这期间真正给法国带来政治稳定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恰恰是帝国的专制统治。

法国真正步入民主宪政的轨道是从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开始的。说来奇怪，法国自1789年革命以来制定了十多部宪法，比较而言，1785年宪法是其中最勉强的：

1875年1月30日，瓦隆提出的确认共和制为正式政体形式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以353对352仅1票的多数得以通过。同年2月和7月，国民议会又先后通过关于参议院组织法、国家权力组织法及国家权力关系法，合称1875年宪法，总共只有34条。

1875年立宪前后各种政治势力相对均衡，虽然宪法本身确认了共和体制，但宪法到处可以看到君主制的影子：（1）以往只有在1814年和1830年宪法中所承认的君主制的元首无责任与大臣政治责任原则，在共和制下得到了承认。（2）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如统率军队、任命全体文武官员、有权特赦、有权在参议院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都是以往只有君主制才有的。（3）排除共和制的一院制而采用两院制。宪法规定众议院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而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9年，并且规定1/4的参议员由国民议会选出、并终身任职。终身议员的设置显然并不符合纯粹的民主共和原则。（4）关于议会的会期，采用了共和制的常设原则与君主制下召集原则相结合的折衷办法。议会于每年1月的第二个周二召集，经过五个月后政府可以自由闭会。政府还可以召集临时会议，后于每年10月前后举行已成惯例。（5）关于宪法修改，以往共和制下根据立法程序进行，在君主制下则有特殊的制宪议会承担。在1875年宪法中由特设宪法修改国民议会进行，即两院根据各自的提议或总统的要求，作出修改宪法的决议时，便自然地合并成国民议会，对修改宪法事项进行审议。[1]

1875年宪法既没有规定地方制度，也没有规定司法制度，对公民的权利更是只字不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却是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宪法，只经过三次细微的修订，使用了65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德国摧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宪法与以往的法国宪法相比并不是被法国内部革命摧毁的，它表明1875年宪法在防止内部革命上仍然是相当成功的。

1875年宪法的成功最有力地说明：妥协而不是革命能够将一个国家纳入宪政轨道。

普法战争以后，在长达四年多的斗争和妥协中，1875年宪法到处充满了妥协的痕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均得到了某种照顾。也许，这才使这部结构上残缺不全、内容上反民主的宪法得以长命的原因之一。同样，由于“它避开抽象理论，而着重根据经验和实际需要创立适当的权力机构”，因而使它保持较长的生命力。[2]迪瓦热认为之所以长命，那是因为“它使得1789年以来支离破碎的两个法国得以和平共处：一个是革命的法国，另一个是旧制度的法国。”[3]

2．宪政制度必须能够控制和防止革命

1875年宪法是在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则是1789年革命以来法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1870年9月1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色当败讯一经传开，立即震动了整个巴黎。9月3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小资产者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布朗基派原来就准备于9月4日发起反政府的群众游行，如今见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就立即投身于斗争洪流之中。布朗基派打算占领立法团，迫使反对派议员宣布成立共和国，释放在押的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罗什弗尔等政治犯，并决心把群众游行发展成革命，进而建立革命政府。立法团中的议员也在紧张活动。共和派主张立即召开立法团会议，通过废黜路易·波拿巴和把政权交给立法团的决议。

9月4日早晨，示威游行的群众挤满了巴黎的主要街道。推翻帝国和建立共和国是他们共同的斗争纲领。中午，各区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协和广场及其附近街道。下午1时后，游行队伍向波旁宫进军，沿途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下午2时半起，示威群众开始冲进立法团所在地波旁宫，大批群众站在宫内庭院和走廊上，不少人涌进了立法团会议厅，冲上了主席台。共和派议员甘必大规劝人们保持安静、遵守秩序；法夫尔则警告群众内战的危险。布朗基派成员对此置之不理，登上主席台，强烈要求议员们立即宣布推翻帝国、建立共和国。与此同时，布朗基派一面派人冲进监狱、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在市政厅筹划建立革命政府。为了使立法团从人民的包围中解脱出来，也为了打乱布朗基派在市政厅的活动，甘必大和法夫尔以尊重历史传统为名，提出只有市政厅才是宣布建立共和国的最合适的地方。于是，甘必大提议：“公民们！让我们到市政厅去宣告共和国成立吧！”大多数群众跟随甘必大和法夫尔离开波旁宫，分别沿塞纳河两岸向市政厅进发。下午4时，甘必大和法夫尔带领的两支队伍来到市政厅。市政厅广场挤满了人群，一些布朗基派成员和新雅各宾派打算赶在共和派前面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他们中的领导人之一米利耶尔还将拟就的名单从窗口扔给广场上的人群，名单上开列的成员包括布朗基、弗路朗基、德勒克吕兹、皮阿、罗什弗尔、甘必大、法夫尔等人。但是，他们为了等待罗什弗尔的到来而未及时向群众宣布这一名单。而当罗什弗尔在群众簇拥下来到市政厅时，共和派议员马上把他拉进他们正在拟定政府成员名单的房间，并且把他列入他们拟就的名单之中。结果，罗什弗尔宣读了由共和派拟定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从而废除了第二帝国，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与此同时，共和派、布朗基分子、共产国际的法国成员利用国民的爱国情绪，以抗战为号召，发起组织了各区警备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巴黎二十区国防和中央委员会。通过组织俱乐部和民众集会表达他们抗战的意志和要求。抗战心切的巴黎人民冲破了政府限制，在9月5日以后的3周时间里组成了194个国民自卫军新营，超过政府限额2倍多，使国民自卫军总人数达30余万。这其中有数目相当可观的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工人武装的发展引起了梯也尔政府的极大的忧虑，梯也尔为解除工人武装，将大批军队从前线调进巴黎，并于3月16日召见高级官员、举行内阁会议，任命波拿巴分子瓦伦顿为巴黎警察局长，宣布巴黎立即进入特别戒严状态。3月17日，在陆军部大楼召开有军界要员列席的政府部长会议，决定解除工人武装。内战真的暴发了。3月18日上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已经开始的起义。

巴黎公社是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等社会主义派别组成的极端政权。这一政权准备建立新型民主政权的同时，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改革。4月16日，公社通过了《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场转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法令指出，“鉴于大批工场被业主遗弃”，“拟定这些工场迅速开工的切实措施，开工将不指望潜逃的业主而是靠工人协作社的力量”。即使逃亡业主回来，也不再归还工场，而由工人协作社给业主一定数额的赎金。这一法令直接触动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巴黎公社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权，不符合资本主义宪政的妥协性和兼容性。这一政权没有来得及长期存在，然而，从法国1789年以后的历程以及后来若干革命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一政权必将开启新的一轮屠杀、混乱和专制的恶性循环。

巴黎公社被梯也尔政府镇压下去了。巴黎再一次为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总计有两万人被杀，有五万人被关到了监狱，还有很多人被流放或驱除出国。这是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又一次巨大悲剧。无论政府还是革命者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咀嚼着这一苦果。然而，任何政府都必须首先有足够的权威防止内乱，然后才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宪政体制是宽容和妥协的体制，但对于坚持通过革命建立极端、排他政权的政治势力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否则，宪政体制就不能自保。不镇压巴黎公社，法国就不可能实现1875年的宪政。

3．宪政制度必须尽可能地容纳各种政治势力的主流政治家

按照巴黎停战协定规定，法国必须在3周内选出国民议会。1871年2月12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645名议员中，波旁王朝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共占420名，自由派占80名，共和派145名（其中包括激进共和派近40名）。应当说这样的议会，仍然有各种变数，其中不乏以极端手段获得政权，推翻宪政制度的可能性。后来的政治发展，尤其梯也尔、甘必大、麦克马洪以及其他众多政治家的共同努力才使1875年宪法的长期运行成为可能。

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梯也尔成了议会各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1871年8月31日，梯也尔议会以491对94票的多数授予梯也尔共和国总统职务。尽管梯也尔有巨大的影响，但他没有像拿破仑三世那样试图集中权力进行专制，当然，也可能是势所不至。这样，在梯也尔建立的保守共和国内，容纳了各派政治势力：

处于议会右翼的是主张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和天主教统治的正统派，其中有80名左右的死硬正统保皇主义者。他们拥立被1830年革命推翻的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企图建立以他为首的专制王权，恢复服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

处于议会中间的奥尔良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公爵为其政治领袖。

议会的左翼都属于共和派，其中大部分为温和派。激进共和派则以甘必大为领袖。后来，甘必大也采取灵活策略，力图与温和派达成妥协，甚至争取梯也尔的谅解。

在议会极右翼还有近30名波拿巴派议员。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恢复波拿巴家族的一统天下。

处于议会极左翼的是路易·勃朗。但路易·勃朗对1871年巴黎公社持敌视态度。

宪政制度必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为各类政治家提供机会。然而，这一包容性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政治家根本否认，甚至不择手段，尤其依靠暴力推翻宪政体制本身，就不能得到宪政体制的包容。检视1875年之前和之后的法国议会和政府的组成，我们感到这一时期的法国宪政仍然是极其脆弱的。法国能够实现宪政的重要原因是极端势力没有得到摧毁1875年宪法的机会。

4．政治斗争必须局限于宪政体制内部，主要是议会和选举。

1875年前后，法国的主流政治家汲取大革命尤其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将政治斗争局限于选举和议会。尽管这一期间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都有巨大的分歧，但他们没有像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那样去直接诉诸街头民众，不惜以暴力毁灭民主的基本体制——议会；执政的领导人也没有像两代拿破仑那样通过军事政变去攫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君主派力图通过议会恢复君主制。为了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支持以恢复君主制，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图谋融合。1871年6月，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致函正统派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表示愿意放弃对王位的要求，而尊尚博尔伯爵为整个波旁王室的首领。1871年6月8日，两派使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1832年和1848年对波旁王室成员的流放法。这样，就使在2月8日当选议员的儒安维尔亲王和奥马尔公爵可以进入议会。本来梯也尔与奥尔良派有密切渊源，但由于这时梯也尔支持共和制，成为君主派恢复君主制的障碍。从1872年6月起，在奥尔良派头面人物布罗伊公爵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梯也尔的派别。由君主派控制的议会，于1873年2月底通过法令，禁止梯也尔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登台发表演说，他只能通过一个部长来宣读其书面发言。君主派还在1873年4月2日迫使温和共和派格列维议长辞职。5月19日，君主派在议会里对梯也尔实施的政策提出质询，指责他为激进派进入议会提供方便。5月24日，议会以362票对348票的多数对梯也尔政府投了不信任票。梯也尔被迫宣布辞职。

我们尤其应当注意这一时期君主派所采取的斗争手段都是通过议会斗争，与大革命初期组织反革命武装和引入外国军队不同。前提条件当然是由于议会本身更加包容。

共和派也努力通过选举和议会来实现共和理想。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在645名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共占420名，自由派占80名，共和派仅占145名（其中包括激进共和派不足40名）。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共和派没有像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那样急于求成，而是努力经营，通过选举改变议会组成，最终通过议会实现共和理想。

1871年7月，议会进行补缺选举，共和派在39个省区的胜利，获得114席的99个席位。

1874年5月，共和派与其他各派联合，促使布罗伊内阁倒台。

1875年1月，共和派又与各派妥协，以一票多数勉强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三共和国宪法。

5．宪政体制下，人们必须习惯于妥协和忍耐，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国家管理。

在1871年以后的4年时间里，共和派必须容忍君主派的主导，而君主派则也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内容忍倾向共和的梯也尔总统。君主派主导的议会通过法案，不允许总统直接在议会讲话，梯也尔也得忍耐。君主派主导的议会迫使梯也尔辞职，而把麦克马洪推上总统宝座，共和派也必须耐心承受。

1875年对任何一派都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君主制显然不喜欢它的共和体制；而共和派对于参议院中设立终身议员也显然不能满意，因为这根本不符合民主的理想。

忍耐和等待可以避免人们因慌乱和极端而可能导致的无法挽回的错误。时间则最终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1875年12月，共和派利用保守派的内部矛盾，在决定参议院75名终身议员的选举中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60个席位。

1876年初众议院选举，共和派一举获得360个席位，而保守派只获得155个席位（其中正统派25席，奥尔良派55席，波拿巴派75席）。共和派在众议院获得优势地位。

1877年5月16日，君主派总统麦克­——马洪迫使西蒙内阁辞职，而任命了君主派布罗伊组阁。此举被共和派视为无视议会多数意愿。众议院363名共和派议员提出议案拒绝信任新政府。麦克­——马洪采取极端措施，在参议院同意下将众议院解散。这就是法国历史著名的“5月16日危机”。这是决定法国民主宪政制度前途的生死攸关的时刻。

竞选新众议院的活动进行得异常激烈。参加投票的选民高达80%以上。结果共和派取得420万张选票，以323席对208席的优势战胜保守派。麦克­——马洪曾指望利用军队进行政变，但他发现，大部分官兵倾向于共和制，于是只得屈服。麦克­——马洪在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信中表示接受议会制度。

1879年1月参议院三分之一改选中，共和派取得了82席中的66席，参议院从保守派占多数转为温和共和派占多数。

得不到议会支持的麦克­——马洪总统于1879年1月30日辞职，共和派格雷维当选总统。这样共和派在国家各权力部门都取得了主导地位。

1883年尚博尔伯爵去世，正统波旁王朝复辟的最后希望湮灭了。

拿破仑三世1873年在英国去世，其在英国服役的皇太子也在1879年6月被南非祖鲁人杀死。波拿巴派恢复帝国的梦想也无所寄托。

至于奥尔良派，本来就是主张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这一理想已经非常接近共和制。如果共和制势所必然，他们又有什么必要非要坚持设立一个君主不可呢？

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政治家和他的人民的不断成熟（包括军队的成熟，比如不支持麦克马洪的政变企图），共和制的实现虽不乏惊险，但也自然而然了。

6．人民和政治家都必须学会珍视宪政体制，失去法治和宪政体制的保护，对人民和政治家都是深不可测的灾难。

在法国86年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经验或教训是：我们在反对旧制度时要非常小心，只要旧制度提供了革新的机制和可能，我们就要尽可能珍视并利用这个机制实现我们的政治要求，除非不得已，我们不要推翻旧制度而试图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制度。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余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建立一个理想政治制度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种努力极少成功，总是得到与我们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结局。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目标，而以拿破仑建立了远比波旁王朝更扼杀自由的专制统治结束；1848年，革命者推翻了非常宽松的奥尔良王朝，其结果却选举产生了另一个远比前者专制独裁的拿破仑三世。

我们对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应当非常小心，慎之又慎！正如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警句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鱼。国家和政治制度绝不是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一时狂想而随意捏制。法国革命以来出现了太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不择手段地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国家甚至世界，结果造成了人间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悲剧。法国的历次革命是这样，德国法西斯是这样，二十世纪的柬埔寨和阿富汗塔利班也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