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仅仅是屠杀和独裁！！

革命并不能实现民主宪政

法国是一个崇尚革命的国度，始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激发了其后整个世界几近二百年的革命狂潮。

1．欧洲罕有的专制制度。

法国革命的根源在于其历史上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罕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1661年亲政），这位与康熙（1662——1723年在位）同时代的法国国王，尽管与中国皇帝具有的特权不能同日而语，但路易十四生在法国，身处欧洲，与之比邻的是近代民主宪政制度的母国——英国。在中国习以为常的制度，在法国却是难以忍受的。

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把法国建成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推行黩武主义政策。1667—1668年，他为遗产继承问题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1680—1683年，他在收复失地的借口下占领卢森堡、斯特拉斯堡等地。此外，他还进行了对荷兰的“解体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非但没有达到称霸的目的，反而耗费财力和物力，加重了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经济，使社会矛盾激化。强盛的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下坡路。

路易十五继续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使法国战争连绵不断，如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41——1748年的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法、奥同英、德的战争。特别是同英、德的战争，法国遭到惨败，被英国赶出北美和印度。这次战争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法国从此丧失了欧洲最强国的地位。

2．接受了民主宪政启蒙的法国人民无法忍受专制统治。

与法国的高度专制不同，在这150余年中，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度。当人们一直生活在黑暗的山洞里时，他们不知道光明为何物，也不会有得到光明的要求；而一旦他们发现了光明，甚至享受了光明的好处，他们就再也不会忍受山洞的黑暗。这就是当时的法国！几乎所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熟知英国，都可称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的忠实信徒。其中伏尔泰饱受法国专制迫害之苦，只好避居英国从事研究；孟德斯鸠则根据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体会，总结英国宪政制度，完成了三权分立学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清楚地知道海峡彼岸的英国人，至少知识分子们生活在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即便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而不能任意迫害政敌的时候，法国人还会安心于忍受法国国王甚至贵族们的恣意妄为。了解了阳光，甚至享受过阳光的法国知识分子再也等不得了，他们聚集到沙龙中，印行小册子，出版百科全书，全力以赴地启蒙他们的国民。革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

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继位，法国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接踵而来。为解决危机，路易十六决定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举行过的三级会议，讨论纳税问题。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在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6月17日通过决议，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成制宪议会，开始制定宪法。习惯于专制统治的国王调兵镇压巴黎人民的起义并解散议会。于是，巴黎人民行动起来，于7月14日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堡垒的巴士底监狱。这一天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3．革命带来了无私和美德。

革命带来了无私、慷慨和人们无法想象的高尚美德，即便是革命的对象——贵族，也能在革命中焕发出令人赞叹的美德：

1789年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了农民暴动的情况，提议实行镇压。8月4日晚，制宪议会继续开会，讨论对策。会议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故倾向于让步。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提议，为使农民放下武器，应无偿废除人身劳役，允许赎买封建权利，取消一切免税特权。接着，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上讲坛，慷慨地表示要放弃自己的封建特权。他们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互相拥抱，涕泪俱下。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史称“8月4日之夜”。[1]

4．革命使人们胆大妄为甚至胡作非为：

1789年10月5日,有一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就在大街上敲起来，一边喊着“要面包！要面包！”不久就有一大群的妇女围上来。她们结队向市政厅进发，队伍越走越扩大，她们冲开市政厅门前的骑马的卫兵，冲了进去，要求面包和武器；结果，她们砸开门，抢走了武器，敲起了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成批成批的人立即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到处喊起：“到凡尔赛去！”的口号。[2]

5．革命激发了人们的自私，使他们为哪怕最可怜的一点蝇头小利就投入到一场杀人的运动：

于是，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共同商议组织一次新的行动。这次暴动完全是按8月10日的方式组织的；5月29日用来进行了精神准备，30日，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各区代表齐集主教府开会，宣布起义，撤销市议会，然后让它重新宣誓复职。授予昂里奥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无套裤党人只要在军队中服役一天，就可得四十个苏。他们作出这些决定以后，就在（1793年）5月31日清晨敲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号令，集合起义队伍，向不久以前已改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会议的国民公会进发。[3]

6．革命破坏了原有社会秩序，给年轻人以前所未有的机会，从而促使野心家层出不穷：

在雾月政变中的中心人物是1799年当选督政官的西哀耶斯。他想借一把宝剑来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恰好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将军自埃及返回法国。宝剑找到了，但这是一把不寻常、不驯服的宝剑。

30岁的拿破仑从来也不是民主派，他出身科西嘉没落贵族，当过波旁王朝军官，熟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服膺开明专制学说。他目睹1792年6月20日和8月10日人民起义，讥讽路易十六的怯弱——不敢用武力驱散群众。他不相信“人民主权”、“公共意志”思想。1792年2月，他奉命封闭平等派的万神俱乐部。为了达到政治和个人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消灭政敌。他蔑视一切，善于利用别人的虚荣和私欲，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他自己工作勤奋，每日处理公务达十七、十八个小时，要求部下办事讲求效率。[4]

拿破仑三世也是这样一个野心家：

1808年4月20日生于巴黎。第一帝国崩溃后，随母居住瑞士，就学于该国军校，后成为炮兵军官。1831年支持意大利烧炭党运动，并参与罗马地区起义。1832年拿破仑一世之子赖希施塔特公爵夭折后，成为波拿巴家族夺取王位的觊觎者。1836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军队暴动，反对七月王朝，失败后被流放到巴西、美国。不久回到欧洲。1839年留居英国。1840年在布洛涅再次冒险发起暴动，被判终身监禁。1846年越狱成功，出逃英国。

1848年革命爆发后，回到法国，9月当选制宪议会议员。12月10日主要依靠农民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并通过全民公决使政变合法化。1852年12月2日元老院宣布恢复帝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5]

拿破仑冒险精神的成功迅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法国充满了各式各样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在司汤达笔下，《红与黑》的男主人公于连在勾引德·莱纳夫人时就一再以拿破仑来激励自己：

不过他很快把书放下，他想着拿破仑的胜利，想啊想，终于在自己的胜利中看出某种新的东西。“是的，我打了一个胜仗，”他对自已说，“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在这个自负的绅士退却的时候粉碎他的傲气。这才是纯粹拿破仑的作风。我得请三天假去看我的朋友富凯。如果他拒绝，我就再次逼他立即作出抉择，不过他会让步的。”[6]

革命使野心家泛滥成灾绝非法国一个，而是所有国家。在中国，孙中山就曾绝望地说，每一个革命者都想当皇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如此泛滥成灾的国家里是无法实现宪政的。

6．革命也使理想主义弥漫整个国家，人人不满意现实，人人都期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国家，而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时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实现同一目的，却各有各的办法：吉伦特党希望利用议会的法令；群众的领袖们则希望通过起义的方式。丹东、罗伯斯比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组织了一个在野党，这个在野党必须进行革命，通过革命使自己从群众中进入议会和市政府。[7]

它们要自由，却不要保护自由的宪法秩序！他们刚刚建立了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马上就为了自己的理想抑或野心去摧毁这个议会。

最典型的革命家是马拉，但他究竟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政治野心家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

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而在马拉看来，为使革命继续进行，不应有革命的敌人，在他看来，就应消灭这些敌人，就应任命一个独裁者，其任务只是镇压这些敌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以至于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对那些不把这两种措施看成彻底的做法，而视为残暴的人，一概加以蔑视，说他们软弱无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原已不纯正的道德更为败坏。他的两个想法，大规模杀人和独裁，后来都由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在法国历史上另外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是布朗基：

布朗基1805年出生，十六岁就参加了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从事反对波旁王朝的革命活动。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他拿起了枪杆，戴上象征共和的三色帽徽，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并在战斗中负了伤。但这次革命所建立的七月王朝，除了改换国王的名字之外，人民仍处于无权的地位，象过去那样一贫如洗。那时，布朗基参加了共和派团体“人民之友社”，宣称“革命应该是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存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此，他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家族社”（1835—1836年）、“四季社”（1837—1839年）和中央共和社（1848年）等秘密革命组织，进行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如：1839年5月布朗基领导“四季社”在巴黎举行武装起义；1870年8月和10月又两次组织巴黎工人起义。由于都是采取密谋策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均告失败。布朗基也多次被捕，曾两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五十多年中，竟有三十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8]

7．革命带来屠杀，先屠杀反革命者，后来屠杀革命者自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于国家也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每个人都偏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完全不顾别人的观点，甚至以大规模地屠杀反对者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那么国家必定混乱不堪，恐怖不堪。历史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这样建立的偏执的国家只能是地狱，绝不可能是天堂。对所有的人都是地狱，包括那些极力实现它的人。暴力革命不仅屠杀那些所谓的革命对象，总有一天革命要屠杀革命者本身，最终每一个人都面临被屠杀的威胁：

此一阶段恐怖的特点是，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群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从1794年3月到6月10日的3个多月中，巴黎共处决1251人；从6月11日到7月26日（热月8日）的45天中，则处决1376人。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9]

革命破坏了法治和基本的社会秩序，而人们的自由和基本的安全正是依靠法治得以保障的。当法国杀死了路易十六以后，就使得原有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底线被彻底突破了。革命的惯性绝不会到此为此，而要继续前进，于是，制宪会议、立法议会、国民公会，所有这些革命建立起来的机构也都成为人民或革命攻击的对象。没有任何法治，就只能陷入霍布斯描述的情形中：

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生存，从而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象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10]

很多山岳党人对于昂里奥和他的军队表示愤慨。丹东说：“必须恢复受到损辱的国民代表的尊严。”巴雷尔提议由国民公会去接见群众，他说：“代表们，恢复你们的自由，停止讨论，先去使包围你们的那些刺刀放下吧！”于是，国民公会代表全体起立，由大会的守卫作前导，议长打着遇难求援的旗帜领头，来到正对卡鲁塞尔广场的一个出口处，发现昂里奥持刀立马在那里。议长埃罗·德·塞舍尔向他说：“人民有什么要求？国民公会是只关心人民的幸福的。”昂里奥回答说：“人民不是来听空话的，埃罗，他们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议长周围的人们大声喊道：“把他们全都交出来！”于是，昂里奥转身向自己的部下喊道：“炮手们，准备开炮！”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啸聚一伙人（仅仅用四十个苏就可以收买），以人民的名义，为所欲为。于是吉伦特党政权被推翻了。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等29名议员被逮捕了。而就是这些人，前不久还是人民为之欢呼的英雄：

那一天，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的感情完全迸发出来了。佩蒂翁成了群众崇拜的对象；他获得了结盟节的一切荣誉。不过几天以前，他由于6月20日的行动被郡的政务厅和郡参议会撤职，现在议会又让他复职了，人们在结盟节只喊一个口号：“誓死要求佩蒂翁复职！”[11]

在这同一时刻，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开了过来，向塞纳河岸的土台走去，他们经过国王面前时，高呼“国民万岁！”“佩蒂翁万岁！”

最值得感叹的是他们的命运：

王后是10月16日被处死的，吉伦特党的代表们是10月31日被处死的，他们是：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兹、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尔、维热，共二十一人。对这些人的被捕提出抗议的七十三名同党也被捕入狱；但没有受同样的酷刑。法庭辩论时，这些著名的被告都有一种勇敢沉着的气概。韦尼奥用他那雄辩的口才讲话，但是没有收到效果。瓦拉泽在听到判决时，用短剑自刎了，拉苏斯则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结合自身的境况，高声歌唱马赛曲。

吉伦特党的其他领袖也几乎全都遭到悲惨的命运。萨尔、加代、巴巴卢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被发现后，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自杀了；人们在一块农田里发现他们的尸体，已被狼咬了一半。拉博-圣艾蒂安被一个老友出卖；罗兰夫人也被处死，她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的英勇气概。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离开了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6月2日后不久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在逃脱刽子手而被人发觉后，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12]

推翻了吉伦特党的雅各宾党内部很快就自相残杀：丹东，曾经是山岳党人的领袖；德穆兰，曾经带领群众进攻巴士底狱，现在轮到他们上断头台了：

审讯丹东的审判长是迪马，他照例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我是丹东，在革命时期是相当有名的；现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很快就将消失，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丹东的那种轻蔑的或者说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的无情而又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开始引起人民的感动；但是，被告们以不尊重法律为由被剥夺了辩护权，法庭上停止审讯，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丹东喊道：“他们为了几个无耻匪徒的野心把我们牺牲了；但是，匪徒不会长久享受这种罪恶果实。我会拖走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就要跟着我死去。”他们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再从那里被送上断头台。他们在当时的普通戒备情形下，走向刑场。有大批军队，监护队的人数也很多。平时吵吵嚷嚷、表示赞成的群众，那一天却沉默无言。卡米尔·德穆兰在囚车上对他的判刑还表示不理解，他说道：“请看，这是对自由的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丹东昂首挺胸，以沉着而高傲的目光环视周围。到断头台前，他忽然动了感情，大声说：“噢，亲爱的，我的爱妻，我要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把自己的话打断，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这些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后起者，这些最后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的人们，就这样死去了。[13]

没有宪法和法治，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最后只有暴力，只有杀死、压服所有的敌人，现实的、潜在的，抑或是假想的，才会有最后的安全。国民公会的武装控制了巴黎公社的武装，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等人被捕了，被送上了断头台：

1794年热月10日下午将近五点，他走上囚车，站在同样受了重伤的昂里奥和库东中间。他头上包扎一块血污的布，面色铁青，两眼无神。一大群人挤在囚车周围，显出非常高兴的表情。人们互相庆贺，互相拥抱，人们百般责骂罗伯斯比尔，并且挤向前去，以便更清楚地看看他。宪兵用军刀尖指点着他。罗伯斯比尔好象对群众表示宽恕。圣茹斯特以恬静的目光扫视群众；其余二十二人都垂头丧气，面无人色。罗伯斯比尔是最后走上断头台的；当他的头落下时，人们鼓掌持续达数分钟。[14]

热月11日，雅各宾派巴黎公社的72名成员也被处死。雅各宾专政彻底垮台。

8．革命带来长期的混乱和新版独裁政权的崛起。

秩序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必需的。革命导致法治和社会秩序被破坏。在无序的状态下，只有绝对权威才能恢复秩序，而绝对权威，就绝对腐败，又会诱发新的革命。法国陷入了暴力革命——专制统治——暴力革命­——专制统治，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1793年7月，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处决。

1795年4、5月，芽月起义，牧月起义。

8月，通过共和三年宪法。

1796年5月，巴贝夫被捕，“平等派密谋”失败。

1797年9月，果月18日政变。

1798年5月，花月22日政变。

1799年6月，牧月30日政变。

11月，雾月18日政变，拿破仑上台。

12月，共和八年宪法。

1802年8月，波拿巴任终身执政。

8月，共和十年宪法。

1804年5月，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公布1804年第一帝国宪法；12月拿破仑加冕。

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6月颁布《钦定宪章》。

1815年拿破仑“百日复辟”，并颁布《帝国法附加法》，并重新确认了1804年宪法的内容。

6月，滑铁卢战役，7月路易十八进入巴黎。

1825年，查理十世在兰斯加冕。

1830年7月，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浦的奥尔良王朝开始，公布1830年宪法。

1848年，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浦逊位。

5月，第二共和国成立。11月公布宪法。

12月，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

1849年6月，共和派起义。

1851年1月，公布新宪法。

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全民公决支持拿破仑。

1852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修改宪法。

1870年5月，全民公决支持拿破仑。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拿破仑投降。宣告共和。

1871年3月，巴黎起义，巴黎公社成立。

1875年1月，第三共和国成立，并于2－7月通过三个宪法性法律。

就这样，从1789年到1875年，短短86年法国竟产生了14部不同类型的宪法，法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宪法试验田。在这14部宪法的背后，我们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变、起义和复辟，多少显赫的领袖和精英被处死，无论路易十六、丹东，还是罗伯斯比尔、埃贝尔、圣茹斯特，都是足以令人扼腕慨叹的一代豪杰。法国怎么了？“为什么一向以尊崇理性著称的法兰西民族在近百年的立宪史中始终表现出游移不定、反复无常？”[15]

我们认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法国这一时期的混乱并无多少例外，并不像很多学者们所声称的那样。任何一个旧王朝或者旧秩序被打破以后总会出现相当长时间的混乱。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是了解国家最高权力斗争的特殊之处：最高权力斗争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斗争，也是没有最后权威进行裁判的斗争。尽管法国革命不久就开始制定宪法——规范最高政治权力的规则，但一个规则在没有被牢固树立起来以前，是起不到规则作用的。竞争者可以运用任何手段取得最高权力：欺骗、阴谋、恐怖、屠杀、美德、诚实、反复无常……。目标只有一个：成功取得权力。这种状况非常接近于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任何角逐权力的人都不会有安全感，除非胜利，除非杀死或压服所有的竞争对手。这个时候诚实和美德有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受制于道德准则，这往往妨碍他们取胜。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也是一样，尽管与以往不同，此时的政治领袖们取得权力的手段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去诉诸民众，唤起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他们依然没有安全感，依然需要杀死或压服所有的敌人；否则就意味着被杀死，被压服。如果推翻和审判路易十六还有些革命的味道的话，那么，后来的政变、处决则基本上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只是被革命和自由的口号装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