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经验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经陈水扁考验，台湾民主表现优异！！

作为一个政治家，毫无疑问，陈水扁极其失败。但台湾遇到了陈水扁却也在百般的不幸之中露出了大幸：经过陈水扁这样恶劣的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台湾的民主真正过关了。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新近民主，比如，韩国、菲律宾、甚至东欧国家相比，台湾的表现毫无逊色，几乎可以说是最出色的。

台湾民主的成功对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它既有利地驳斥了李光耀之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东亚国家的谎言。也宣告了甚至包括亨廷顿等最客观的西方学者所认定的东亚儒家文化不适于民主的偏见。

台湾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华文明，这个有着五千年连续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的信心。我们这个文明决不排斥民主，相反，我们这个文明比其他文明更适于近现代的民主要求。我们缺少的只是时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个民族进行最基本的民主普及教育，以改善长期单一洗脑教育对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毒害，以更加充分的心态迎接民主。


根具体地说，中国台湾民主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地区表现更优异呢？

1. 总统的选举正常、公正地举行，并实现了两轮更换。国民党的李登辉届满卸任，两党竞选后将总统权力移交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去年更实现了民进党将总统权力顺利移交给了国民党的马英九。陈水扁明显知道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会导致总统寻找其他各种借口赖在台上不下来。但陈水扁没有，或许是不敢。不管怎样都表明了台湾民主的制度化已经相当成功。 按照西方最标准的检验标准，台湾民主已经成功实现。这一标准甚至连日本都还很勉强地够格。 同时，议会也按时进行选举。

2.军队实现了职业化，保持了政治中立，没有干涉政治。这一点极为重要。尽管台湾在民主之前是国民党一党控制，但以极其惊人的程度实现了国家化。这一点远比巴西等拉美国家更显乐观。

3.超级稳定的两党制。台湾自从开始民主化便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规范两党体制。这一点要比大致同期民主化的东中欧国家好得多。甚至许多老牌民主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到今天都未能实现的。 这一成就的取得来自于蒋经国去世前夕对建设性反对党——民进党的默许甚至鼓励，以及李登辉对民进党的扶植。从制度层面上看得益于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单一选区制度。

4.独立的司法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最难得的是司法体系能够抵抗在任权威的压力，表现出独立性。就在陈水扁还没有下台的时候，检察官就能够对陈水扁进行一些调查，尤其能够查处陈水扁的儿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5.文官体系独立运作。……其他不再详论。

6.陈水扁执政期间的另外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红衫军抗议。如此大的规模，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竟然那样的和平和有序，没有发生暴力和流血。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至少台湾人的素质是真正符合民主的。陈水扁那个时侯没有下台。但根据宪法他没有被弹劾成功，所以不下台有宪法依据。如果一个领导人轻易地就被街头抗议搞下台，绝非国之幸事。

7.大家心里都清楚：台湾是中华文明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方。蒋介石本人实际上是一个真正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最后一任衍圣公也随着蒋公去了台湾。而大陆经过五四，尤其文革的破坏，儒家传统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结合韩国民主的成功，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可以并行不悖。


附一：

培植反对党是台湾民主成功的关键！！

　　政府和执政党默许甚至培植建设性的反对党是台湾成功实现民主过渡的关键！！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台湾顺利实现民主过渡的经验对大陆而言实在是上天赐予的不可多得的礼物。如果我们对台湾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总结利用，实在有负上帝的美意。

　　去年台湾发生了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非常之长的“倒扁运动”。这场运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消极的，而在我看来却是大大的好事。这场“倒扁运动”毫无疑问是对台湾民主的一个考验，台湾人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场考试。这场运动规模如此之浩大，持续时间又如此之长久，而在整个运动中，台湾人民表现得如此之和平与秩序井然，实在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这说明：民主已经在台湾根深蒂固，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而又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民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的民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能成功！一定能成功！！

　　回顾人类的民主历程，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顺利，代价也非常低廉，这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相比都是非常典型的。台湾为什么办得到？我认为：台湾能够顺利实现民主过渡，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和执政党默许，甚至培植了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下面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1．对国家实现全面控制的集权政党——国民党

　　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集权的政党，这个集权政党也毫无疑问地维持着独裁统治，独裁统治也毫无疑问地腐败。也正因为国民党的集权、独裁和腐败，他们才丧失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的集权的独裁性质也与苏联体制有关。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国民党以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一样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体系。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蒋介石死后又将其统治传给儿子蒋经国。独裁统治莫过于此。

　　国民党的统治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也是非常严密的。撤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国民党在小小台湾竟有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政府单位,学校,企业和军队。农会,工会,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也实行了政委制。

　　国民党对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反对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195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自由中国评论》，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其核心成员，也是国民党的重要高级干部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其后,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2．国民党放松控制，容忍反对声音。

　　反对国民党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国民党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运动。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引起骚乱。国民党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并处以较重的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扩大民主选举。

　　3．国民党幕后默许建设性反对派的发展

　　在198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又有默契。但是国民党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4．国民党自身为民主进行准备和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虽仍不允许，但蒋经国开始推进国民党的本土化。就国民党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11届1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邱创焕,林金生,李登辉,洪寿南等人,成为9人,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自1970年始,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到1977年,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国民党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

　　5．执政党主动与反对派对话，并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建设性反对党成立。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86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12届3中全会上宣布，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国民党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国民党的前面，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

　　6．执政党与反对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

　　1986年12月,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7．独裁领袖对结束家族统治做最后了结。

　　1988年1月13日，蒋家二代领袖蒋经国逝世。但蒋经国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在其去世之前已经对家族统治做了最后的了结。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8．初步民主的进一步巩固。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在选举结果,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国民党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此次选举显示，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9．革新民主派领袖在执政党内主导地位的确立。

　　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派别斗争表面化。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国民党13全上,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国民党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国民党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传统上,国民党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10．对旧体制特权、利益的享有者给予优抚。

　　任何独裁体制都会有特权利益，民主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反对。合理地终结这些特权利益事关民主过程的成败。台湾也一样，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抗非常强烈。到民国八十年（1991年），四十年未改选的资深国民大会代表的终结已经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说服这些资深代表的推出，李登辉亲自拜访国大六百多名代表，请求每一位代表接受优厚的退休金退职，获得了这些代表的响应。尽管五百万退职金与优惠存款是不小的代价，但与民主顺利过渡这一宏伟的事业相比，实在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

　　11．主导民主改革的领袖直接诉求民众支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他担任总统前两年，由于国民党保守派不断地挑战，纷争不断。李登辉借着民意支持，及民主进步党和国民党内开明派的配合，终使政局逐渐稳定，并开始推动各项政治改革。1990年7月，李登辉召开“国是会议”，征求各界意见作为宪政改革参考，配合该年“三月学运”之学生运动的要求，解决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第一届立法委员退职问题。1991年5月经由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台湾步上民主政治常轨。

　　12．民主改革领袖平等竞争总统职位

　　以往台湾总统是间接选举产生，是由国民大会代表选出来的。96年宪法修改后把它改为直选。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参加台湾第一次完全开放和平等的总统选举。最后，李登辉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职位。

　　13．集权政党和平将权力交给反对党，民主初步完成。

　　2000年是台湾的第二次总统直接选举。在台湾主政12年的李登辉不再参加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国民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是连战与萧万长；原属国民党的宋楚瑜和张昭雄离开国民党单独参加总统选举。由于分头参选导致了国民党获得选票的分散，结果导致民进党推举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以39.3%的选票当选总统副总统。这也使得台湾最重要的总统职位和平地移交给了反对党。台湾民主初步完成。按照一般的经验，如果获取政权的反对党再能和平地将权力移交给下一次获胜的政党，民主就可以认为基本完成了。但在2004年的大选中，挑战的国民党（亲民党）候选人连战宋楚瑜没有获得多数选票。这一过程没有实现



附二：

儒家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很好地契合现代民主制度？

1．李光耀宣扬“东亚传统不适于民主”的实质。
以中国和朝鲜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国家不适于采用民主制度。持这种观点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李光耀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民主制度，认为纯西方式民主不适用于新加坡，“我们必须制定符合新加坡的规则，如此我们才能发展出一套制度，进而建立贤能的政府。”由于新加坡经济上的成功，李光耀的观点在整个世界都非常有影响。
以往，人们将李光耀的观点仅仅看作是观点，还不敢轻易将他的观点与他的自私和权力贪欲联系在一起。2004年8月12日，随着吴作栋的辞呈正式生效，担任副总理长达14年的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终于成为新加坡第一实权人物。更为罕见的是身为总理的李显龙还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这在新加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了这种田地，如果人们还对李光耀的公心有一点幻想的话，那也实在是糊涂的不可救药了。李光耀的政治观点服务于他的政治贪欲，他要建立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操纵的李氏王朝。

2．金大中对李光耀反民主观点的批驳。

对于李光耀反民主的观点，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进行了批判。
金大中认为，英国政治学哲学家约翰•洛克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根据洛克的理论，主权在民，统治者是通过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而获得授权进行统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权。其实，差不多比洛克早两千年，中国哲学家孟子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根据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则，君王是“天子”，上天授权它的儿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也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假如他治理不当，人民有权起义，推翻其统治，替天行道。孟子为弑君行为正名说，一旦君王违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代中国的“民本政治”哲学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王应该像尊重上苍一样尊重他的人民。可以说，没有别的观念比儒家学说和在由此而来的韩国天道教的教义更接近于民主的根本。亚洲显然拥有与西方一样丰富的民主哲学。

金大中还认为，亚洲还有大量的民主传统。当西方还由封建诸侯统治的时候，中国和韩国实行郡县制已经两千多年了。秦始皇创立的秦朝推行法治，“王子与庶民同罪”。近1000年来，在中国和韩国，即使是高官显贵之后裔，如果不通过科举考试也不能担任重要官职。严格的科举考试向整个士绅阶层开放，他们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从而保证了机会均等和社会的流动性。而这些是大众民主的核心内容。这种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世袭分封制形成鲜明对照，在欧洲，血统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们的地位。在中国和韩国，强有力的监察大员们可以对王朝的失误和官员的滥权加以制约。言论自由受到高度重视，人们明白国家前途有赖于言路畅通。儒学士人一直受到这种教育，对背离正道的专制君主诤言直谏是一种崇高的责任。许多文人士子和杰出官员，为维护这种自由表达权而献出了生命。

民主政治所必须的基本观念和传统，在欧洲和亚洲都存在。不过，虽然亚洲的这类观念比欧洲出现得早，但是确实是欧洲人首先创立了广泛而有效的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的发明，可以说是欧洲最了不起的成就。这种制度在别处发展起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在亚洲“行不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后才繁荣起来的，而自由市场体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快于政治进步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历史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最终会获得胜利。


以下，我们顺着金大中的思路进一步说明东亚文明非但并不排斥民主，反而更适于民主制度的发展。

3．东亚“民本”传统契合“人民主权原则”。
民主的最核心的制度就是选举制度，即由人民通过选举来确定国家的最主要的领导人。这一制度归结为宪法原则就是“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与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提法上和本质上确实是一致的。只是在东亚，“民为贵”或“以民为天”的思想仅仅局限于对君主的忠告和劝谏，而没有更切实的制度保障。君主的权力来源理论上受命于天，符合天意，但实际上是得自于武力征服和世袭垄断。如果我们引入选举制度来替换专制君主制度，那么我们看到传统儒家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就很好地对接了。选举就是一个诉诸天意的过程，这就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道观念民主化、法治化了。
仅仅在近代以前，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就很容易发现：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国家在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推行有效的中央政权的统治方面都是最成功的。长期的专制统治固然为我们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但也为我们推行现代的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4．东亚政治世俗化传统符合现代标准。
君权的大一统很早就在东亚国家实现了政治世俗化和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的传统；而在西方，为了摆脱宗教对政治的支配地位，实现政治世俗化，进行过数以百年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争。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信仰一个宗教或教派的人民对另一宗教和教派的大规模的迫害和压制。这样，由于宗教的原因，在西方，普通百姓的思想和生活经常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很多人因为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大家都知道美国正是这样产生的，南非的白人也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才来到南非的。而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存在。只要你不危害君主专制，君主很少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这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对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并不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即便是备受指责的文字狱，所受影响的也仅局限于被君主怀疑的很少的人，最严重的迫害不过几万人。直到今天，不用说伊斯兰教的存在成为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困扰，即便在欧美，政教分离不彻底的影响仍然到处可以看到。宗教问题是当代世界最棘手、最头疼的社会问题，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则很少受宗教问题的困扰。

5．东亚高度同质的社会有利于推行多元民主。
长期有效的专制统治使东亚国家成为高度同质的社会，这就使国家的种族、部族、文化冲突减少到非常低的程度。纵观整个世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韩国、日本、中国这么简单划一的国家。同一的民族、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复杂的国家中国，也一样有难得的占总人口92%以上的主体民族，除了新疆和西藏存在一定的民族问题，其他各民族基本与主体民族高度同化。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在是难以奢望的有利条件。

6．东亚郡县制符合现代国家结构形式。
如金大中所述，韩国、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符合现代标准的郡县制。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君主专制的中央政府都对地方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统治。这一历史，结合高度同质的人种、语言、文字以及同一的文化传统，民主制度的推行比较世界其他各国，东亚各国最少可能导致民族的分裂和混乱。
7．科举制度传统为现代公务员制度提供了范例。

在现代国家，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的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选举制度影响的虽然是最重要的官员，但数量很少。而中国和朝鲜，如金大中所述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建立几乎可以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比美的科举制度。实际上，现代公务员制度也正是借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建立起来的。

8．东亚传统可能成为西方传统的民主宪政制度的绝好的弥补。
如果以选举制度置换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西方文化的局限性，为整个人类更为和谐和美好做出贡献。如儒教思想可以有助于克服“金钱至上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在这种观念下,有的人不择手段,攫取金钱,以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儒教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教的义利观主张的是“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而且,儒教文化的长处恰恰在于主张个体与群体并重,既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强调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宽容,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观念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减少和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西方的价值观往往以个人私利作为出发点,体现利己主义的原则,这容易引起人们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对抗。


儒教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它的某些长处,对于补救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偏颇和弊端是大有裨益的，它的主要原则在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仁爱可以转化为人们彼此尊重和爱护的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可以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有利于社会公正；儒教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有利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等等。此外,在儒教文化的宝库中,有着丰富的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理论和原则,如儒教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注重群体意识与团结和谐的人际观。又如儒教文化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礼仪待人，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等等。这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以物质利益为中心而造成的冷漠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儒教文化强调“中庸”、“太和”的思想可以使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更高层次的和谐关系。还有,儒教文化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现代人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孟子•离娄下》)之徒,这些都是很有深远意义的。




参见：
关于新加坡操纵政治的情况，参见萧功秦发表在网上的文章：《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金大中：《文化决定命运吗？——关于亚洲反民主观的神话》，该文已发表在网上。
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8月。